8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将今年最低工资(时薪)平均上调31日元，达到961日元，上涨3.3%。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在8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最低工资上涨表示欢迎，称今后将通过对人才和尖端技术的大胆投资，继续提高工资标准。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则表示：“希望企业能切实提高工资，我们将提供支援。”

日本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夏天由工人代表、雇主代表以及具有中立立场的公益委员组成的审议会讨论提出。以此为参考，各都道府县的审议会再决定具体金额，并从10月份左右开始实施。

今年受俄乌冲突、物价上涨、日元急剧贬值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形势恶劣，给普通劳动者生活造成冲击，涨工资的呼声不断高涨。据日本媒体报道，在审议过程中，虽然劳资双方均认可提高工资的必要性，但是围绕工资上涨的具体幅度出现了意见分歧。对于劳方要求大幅上调工资的意见，资方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收益等为由，主张抑制工资涨幅。至7月25日，劳资双方代表和公益委员进行了4次协商，但均未达成共识。直到8月1日，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谈判，各方才最终就涨幅标准达成一致。

分析认为，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实际效果有待检验，劳资双方均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

一方面，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尚未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日本经济界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此次工资涨幅达到历史最高，然而如果刨除物价上涨部分，实际涨幅只有1%左右，对于解决劳动者生活困难杯水车薪。

此外，工资上涨仅对部分收入偏低的劳动者工资有拉升效果，但对于工资处于更高水平的群体而言则收效甚微。

还有观点认为，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解决不了日本“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当下，大量企业通过雇佣非正式员工降低人工成本。在工厂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正式员工工资可达非正式员工的2倍，这是造成日本最低工资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企业整体效益提升，切实实现按劳分配是下一步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上涨给企业造成负担。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称，此次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来说非常困难”。他认为，这次提出的目标金额虽然考虑到了物价上涨对劳动者生活的影响，但并未充分考虑企业当前支付能力低下的现状。

分析认为，对于雇佣大量非正式员工的餐饮住宿企业来说，最低工资调整会造成总体成本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形势严峻，企业经营状况不明朗，可能对其生存造成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由于原材料价格高企，中小企业受成本提升影响更大，且存在难以推动成本充分传导至价格的情况。此时，若用工成本持续提升，将极大考验企业承压能力。如果企业放弃增加雇佣人数，或缩小业务规模甚至撤离，可能反而会带来失业和经济恶化的副作用。

企业界认为，日本政府不加大财政支出，仅靠政策要求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水平是一种“政治提薪”的行为。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樱田谦悟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表示赞成，但同时也指出，政府应拿出实际举措彻底改变企业生产力低迷的现状，强化日本经济竞争力。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提高工资标准的同时，应当考虑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推进业态转型的中小企业进行全面支援，为企业自发提升工资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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