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速读：【深读】新市民住房：何处是归程

编者按：

做好新市民住房金融服务，需要金融机构“俯下身”贴近该群体的真实需求，也需要机构动员自身资金力量、科技力量、人才力量，协同发力，让金融服务更加专业、高效、温暖。

【资料图】

何处是归程

□实习记者许予朋

研究生毕业后独自来到北京工作的小雪，不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受到政策眷顾的新市民，可是谈起在北京租房的经历，她感受到的困难与挫折感却是确定的。最近，因为邻居制造无休止的噪声，小雪不得不提前退租，搬离已经住了3年的“老破小”。在与邻居“斡旋”、与中介“扯皮”无数个来回后，她真切期盼着一个对大城市“打工人”更友好、更规范的住房环境。

对于漂在大城市的新市民，租房问题总是令人格外萦心。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房价”问题越来越突出，“限购”政策越来越多，挑战着传统的购房安居模式。住房租赁正成为满足许多非本地户籍新市民住房需求的首要方式，甚至成为其中一部分人的终身选择。

“十四五”规划将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作为新时期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为进一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新市民群体的安居问题，今年，银保监会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与政府合作搭建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等方式，推动增加长租房源供给，完善供应体系……从增加供给到规范市场，一系列利好租房者的政策正在路上。

梦想拥有“主卧”

在北京租房，波折似乎是常态。

90后佳佳来北京7年多，目前在一家税务师事务所任职。她在北京共租过5次房，其中最长住了3年，最短一次只住了9个月。2015年第一次来北京时，佳佳通过同学的关系租住在某大学家属楼，只有一个床位，合同签了1年，但第9个月的时候，“房东”突然通知她限期搬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二房东，在房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房子整成合租宿舍，床位对外出租。”由于时间匆忙以及未来行程的不确定，佳佳最终打包行李投奔同学，跟同学在单人铺挤了一周，“特别感谢同学收留”。

大城市租房，既有链家等领头中介机构，也有着林林总总的小中介、二房东，以更低的手续费、更便宜的房源，吸引着初来乍到且启动资金并不丰厚的新市民。但不够规范的中介机构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2019年，佳佳为了省些中介费，曾尝试通过一家小中介租房。当时，佳佳不了解小中介之间存在相互合作、共享房源的情况，看了很多“老破小”，最后看上一个还算干净整洁的顶楼蜗居，到最后签约环节才被告知房子拿不到房产证。中介解释是替朋友房源代管。因为之前被限期搬离的经历，佳佳对房源问题特别慎重，“最终未能签约成功，且有被欺骗的感觉”。

从合睡一张床，到合住一间房，在北京的很长时间里，佳佳因为预算有限，没有享受过单独的房间。后来，实在太想自己住一个卧室了，在市中心上班的佳佳曾跑到大兴郊区租下一间次卧，“因为比较远，大兴的房子相对便宜，那会儿就想，下一步可以努力拥有一个主卧。”只是通勤实在不易，最后不堪忍受地铁拥挤，佳佳还是选择了搬家。

“刚来北京的时候，不了解这里的环境，也没拿多少钱，直接选择了群租房。”北漂7年，回忆起自己的租房经历，室内设计师贺奇对最初的“群租”经历印象最深。

那是在二环崇文门附近的一个中高端小区，一间140平方米的房子，每间屋里放了许多上下铺，到处是乱拉的电线，穿梭着形形色色的年轻人。那时，贺奇刚刚辞去山东老家国企的工作只身来到北京，每月花850元房租就能住“市中心”的性价比打动了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那份喧闹的人气，也使她忘记了在大城市漂泊的孤寂。直到群租房被举报、取缔，她才知道这样的租房形式并不合法。

7年间，贺奇搬过5次家，遭遇过黑中介收完房租“消失”，也经历了蛋壳公寓爆雷。她的租房需求在悄然变化，“开始租房主要考虑距公司近、性价比高的，现在首先考虑环境，希望干净、安静，住处离公司单程通勤时间不超过1.5小时都能接受。”同时，贺奇在租房市场上的“话语权”也发生了转变，“最开始群租，后来与二房东合租，现在自己整租，又当二房东把房子分租出去。”

兜兜转转，也许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贺奇知道自己不会一直留在北京，“房价太高，这儿好像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城市很大，留给每个人的空间却那样逼仄，贺奇向往起贴近自然的生活。

一场拉锯“战”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重点23城职住平衡指数显示，北京“职住不平衡”问题相对显著，每天约有85万租房人单程通勤距离超20公里。在北京核心商圈，租房居住每距离工作地点近1公里，月房租需多付142元，“住得近”与“低租金”冲突明显。

在北京3年，在银行工作的小雪坚定地选择了“住得近”，成为寓居在市中心“老破小”里的新市民。

那间在二环以里老小区1层的33平方米小公寓当然算不上好，但离公司足够近，又是整租，虽然每月要花掉她不少工资，虽然冬天即使开着暖气室内温度也只有19度，但她还是珍惜住得近带来的通勤便利。

可是今年6月，刚刚办完续租的小雪遇到了难题：楼上新搬来的租客是一对从外地来京的母子，孩子在备考某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老房子隔音差，铿锵有力的乐器声在楼上楼下回响，在每一个工作日晚上、在每个周末，没有停歇。小雪尝试与邻居沟通，未果。母亲不愿意再花一笔到琴房练习的钱，双方约定了孩子练琴的时间，但常常无法遵守。小雪尝试了网上介绍的所有对抗噪音的办法，未果。“老破小”没有物业，中介平台也不愿过多介入。几次协商失败后，小雪终于在晚上10时的练琴声中报了警，协商演变为“纠纷”一场。拒绝沟通的母亲拉黑了小雪。筋疲力尽，她只剩搬家一条路。

换租也不容易。9月不是租房“旺季”，房源挂到网上迟迟找不到“下家”。中介明确告知，如果提前退租，必须交一笔可观的违约金。小雪的理想是住在通勤能控制在30分钟左右的地方，但附近的房租已随着开学季到来而水涨船高。“三四十平方米的房间，装修稍微好一点的，月租飙到一万多元。”最终，在街道帮忙维权下，中介公司同意小雪在同一平台上免违约金换租，小雪也搬去了离公司较远的小区。

搬家之前，小雪分不同时段去新房“检查”了三次。

“经过这次折腾，突然有了想在北京买房的念头，或许维权更容易？”小雪说。

如果说租房就像签订了一份“不完全契约”，囿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性，百分百满意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买房会是租房人的终点站吗？

何处为家？

“北京租房压力真的很大，目前房租支出就占了我收入的五分之一。以后当然想买房，给自己还贷和给房东还贷，肯定还是选择前者。”谈到未来的打算，佳佳是坚定的“购房派”。

佳佳的老家在河北，父母时不时会来北京看望她。想到以后父母来了不用再住酒店，可以住在自己家，佳佳会感受到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当然也不用再为租房搬家的事情烦心。”

北漂9年，今年年初，90后媒体人娄平付了人生第一笔首付，购置了自己的房子——一套位于北京南三环边上的54平方米“老破小”。在北京，只要缴满5年社保，攒足首付，即使户籍不在本地购房也很方便，这是娄平的感受。不过娄平并不觉得“购房”有何特殊的象征意义，

“想要买房，是因为觉得年纪到了，有房更好找对象。可是我并不觉得有了自己的房子就会有所谓的‘归属感’。在老家，家人会盖房子，那是‘一竿子捅到底’的事，你会住一辈子。可是我并不见得一辈子住在城市中的小房子里，随着未来生活的变化，依然会考虑搬到其他地方。”在娄平看来，购房只是比租房稍长一点的“暂住”罢了。

某文化类国企职员袁园申请到了公租房，找到了在大城市安居的快乐。公租房是保障性住房的一种，以租金低廉、租期较长为特点。袁园和另一半“家庭条件都不好”，全靠工资来租房和生活，“低租金”一直是他们最看重的。

搬进通过单位申请的公租房，袁园和先生感到天地陡然一宽。虽然由于目前保障性住房普遍建在较偏远的区域，袁园依然面临50分钟的通勤距离，但房租降下来了，生活的压力小了很多。早上不用跟别人抢时间用洗手间，也不用担心合租遇到不合适的人。迁进新房，袁园第一时间养了一只金毛，买了一台大电视。“每天下班做做饭、遛遛狗，一起追追剧、看看书，终于觉得自己不那么奔波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根据北京披露的规划，“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间)，公租房、共有产权住房各6万套。随着“租购并举”时代到来，随着各项配套政策进一步落实，这将为大城市新市民安居方式提供更多可能性。

49岁的保洁员张梅对这类政策的感知依然是模糊的。张梅的女儿在北京读研究生，去年年底，她从山西小城来到北京，想着离女儿近一些，同时也打份工。因为这份工作，张梅旁观过许许多多都市人的生活形态，“有很多人群租的，有几个人合租的，也有本地人住一套大房子的，但感觉每个人都是那么忙碌，都在加班。”

女儿想留在北京工作，张梅最为她的住房问题担心。“租金便宜的房子住不好，在北京买房子肯定负担不起。”但是张梅知道，即使老家的房子整洁齐备，女儿也绝不会回老家工作，“大城市工作生活再辛苦，我们那里有本领的人还是都出来。你看小地方多悲哀。”张梅说。